告解圣事是天主为赦免人领洗后所犯罪过而设立的中保圣事。特利腾大公会议为对抗新教"唯独信德、无需告解"的错谬，颁布了最明确的法令。1992年教理虽肯定告解的必要性，但其语气已从"法律性强制"降为"道德性劝告"。

特利腾大公会议（第14次会议）Canon 1：

若有人说，告解不是为信徒获得赦免所必需——则应受绝罚。

1992年《天主教教理》第1420-1424条：

和好圣事是由基督设立的……我们若犯了罪，在领洗后，为与天主和教会和好，就必须领受这圣事。

立场：

特利腾明确说告解是"必需的”，否认者绝罚。这是关乎得救的强制性命令，毫无商榷余地。

1992年教理虽肯定告解是必须领受的圣事，但未使用"必需"这一法律性词汇，更无绝罚。语气倾向于"邀请"而非"命令"。在一个人人追求"自由选择"的时代，教理的语言非但没有抗衡这一潮流，反而与之合流。

特利腾大公会议（第14次会议）Canon 7：

若有人说，为获得赦免，不必向司铎告明所有死罪……或说只告明部分死罪、隐藏其余，即可获得赦免——则应受绝罚。

特利腾明确教导：必须按种类和数量告明（如"我犯了七次邪淫"）。故意隐瞒任何一个死罪，告解无效。

1992年《天主教教理》第1456条：

办告解的人应该把他所意识到的所有大罪，即使是像相反十诫中最后两诫那样隐密的罪过，一一告明，因为这些隐密的罪比显明的罪对我们的灵魂更有危险。

特利腾大公会议（第14次会议）第7章（DS 1707）：

司铎应询问罪过发生的种类与数目，使忏悔者告明一切……令其逐一告明所有死罪及其发生次数。

特利腾使用"必须"和"绝罚"来锁定含义。告明必须具体、完整——"种类"与"数目"缺一不可。这不是建议，是命令。故意隐瞒任何一条死罪，整件告解无效，赦免不临到。

1992年教理虽然在第1456条中肯定了告明所有大罪的义务，但存在以下问题：

"一一告明"的表述虽然正确，但仅停留在"意识到的所有大罪"，未像特利腾那样明确要求"按种类与数目"逐一举出。在牧灵实践中，教友普遍只告"大概的罪"（如"我骄傲了"、"我发怒了"），既不说明次数，也不说明具体情况，这在特利腾看来是无效告解。

整部教理的语气从"法律性命令"降格为"灵修性建议"。当"必须"变为"应当"，当"绝罚"完全消失，教友便不再将告解视为灵魂的生死关口，而仅仅是一项可做可不做的虔敬行为。

特利腾明确要求"躲避犯罪的近机会"，否则定改不真实。而1992年教理更多强调"内心转变"，较少强调"躲避犯罪机会"的具体义务。教友不知道必须决心躲避具体的犯罪近机会，如不再去某场所、不再与某人交往，否则赦免无效。

特利腾大公会议（第14次会议）Canon 5：

若有人说，为获得赦免，只需有信德，而不需要实际的痛悔与定改——则应受绝罚。

特利腾强调：定改必须包括"躲避犯罪的近机会"。

1992年《天主教教理》第1451-1453条：

痛悔是内心对罪恶的厌恶和定改的决心……上等痛悔出于爱天主，能赦免死罪。

特利腾明确要求"躲避近机会"，否则定改不真实。这是具体的行为义务，而非泛泛的"决心"。一个真正痛悔的人，必须斩断与罪恶环境的一切联系。

1992年教理更多强调"内心转变"的心理层面，较少强调"躲避犯罪机会"的具体外在义务。教友因此不知道：赦免的有效性，取决于他是否真心决心远离那些引他犯罪的人、地、事物。

特利腾大公会议：

明确禁止以总告解替代个别告解——不能只说"我犯了所有罪"，必须具体告明。

1992年《天主教教理》第1482条：

教会在特殊情况（如大批朝圣者）下，可准许采用团体形式的和好庆典，其中包含个别告明与赦罪，但应保留个别告明的正常义务。

特利腾绝对禁止总告解替代个别告解。这是为了确保每个灵魂都能得到个别的、具体的、完整的赦免与指导。

1992年教理虽然保留了"个别告明"的要求，但"团体庆典"的许可在实际牧灵中被许多堂区扩大为"总告解"式的集体赦罪，而后续的个别告解未得到严格执行，导致信友失去逐一省察、具体告明的习惯。

特利腾：告解是"必需的"（necessarium），否认者绝罚

1992年教理：告解是"必须领受的"，无绝罚

特利腾：必须告明所有死罪，否则赦免无效

1992年教理：应一一告明所有大罪

特利腾：必须按种类和数目告明

1992年教理：应告明意识到的所有大罪

特利腾：必须躲避犯罪的近机会，否则定改不真实

1992年教理：强调内心的痛悔，较少强调外在义务

特利腾：总告解绝对禁止

1992年教理：团体庆典在特殊情况下许可，但保留个别告明义务

如果告解从"灵魂的生死关口"降为"有益的建议"，教友就会带着死罪领圣体——这正是圣保禄所说的"吃喝自己的罪案"（格前11:29）。